“我们的（淄博政信）信托产品卖得还可以，但没有‘秒光’那么快。而且网传的那款产品跟我们的不是同一款，那款实际上是中融信托发的。”金谷信托的一位信托业务部经理告诉银柿财经。
前两天，有报道称“淄博烧烤带火了当地的一款政信非标信托产品，2.5亿元的规模一经上线即被"秒光"”。发行过淄博政信产品的金谷信托，被一些媒体错认成了该新闻的主角。
4月21日下午，中融信托的一位财富顾问向银柿财经确认了新闻中的产品为该公司发行。“该产品是4月12日成立的，预期收益率6.8%，4.4亿元的规模，目前只剩三四千万元额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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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的政信信托真的是被烧烤带火的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在淄博烧烤火出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信信托就已经是投资者较为青睐的信托产品了。
“抢手”的政信信托
“我们这款信托早就发出来了，和烧烤没什么关系。”金谷信托的信托经理说，“烧烤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长期来看还是因为淄博政府整体的实力还可以。”
为何一款信托产品的表现会与政府实力扯上关系？这主要与政信信托的自身属性有关。
简单来说，政信信托就是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信托产品。由于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而融资平台本质上并不产生其他收益，因此信托公司在风控过程中，往往会参考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以此作为评级依据。
尽管相较于投向房地产、证券市场的信托类产品收益率会低一些，但政信信托有政府信用“托底”，经常被打上“安全系数高”的标签，长久以来都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据金谷信托的信托经理介绍，公司发行的“睿享77号山东临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二期，预计合计募集不超过3亿元，截至4月21日下午，已募集到超过2亿元。
而上述中融信托发行的“融臻15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类”（下称“融臻159号”）的募集速度更快，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便已募集到90%左右的金额。
不过对于这样的认购速度，中融信托的财富顾问却并未感到稀奇。“我们现在的政府项目其实都发得比较快。特别是江苏和山东，5亿元左右的规模基本两周就会售罄。”
淄博的“实力”如何
一般来说，政信类产品的抢手程度与其所在城市、省份的综合财力以及融资平台自身资质有关。
拿“融臻159号”产品来说，从银柿财经拿到的产品介绍看，该信托产品的融资方为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淄博城运”）。
中融-融臻15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B类）推介材料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在目前淄博市的14家城投平台中，淄博城运是唯一的一家AAA级城投，实际控制人为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城运也是淄博市最主要的发债主体。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在目前淄博市融资平台存续的560亿元债券中，有54%来自淄博城运。截至目前，淄博城运的有息负债581.3亿元，有息负债率57.44%。
从淄博市整体的债务情况来看，2022年末，淄博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079.62亿元，GDP为4402.6亿元，计算得出负债率为24.5%。综合财力为937.11亿元，债务率115%，宽口径债务率（包含城投有息负债）177%。
此外，粤开证券研报数据显示，2022年，山东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总数为23588亿元，负债率27%，债务率138.2%，淄博市的负债率和债务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数。
除此之外，产品抢手也与近年来政信产品发行减少有关。一位信托业内人士告诉银柿财经，政信信托这种非标业务并不是监管鼓励的方向，伴随着行业转型，肯定会越做越少。而在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后，信托公司则会更多地在资产服务信托方面发力。
这位业内人士还表示，现在的融资渠道变得多元，也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对于信托这种高融资成本渠道的依赖性也有所降低。不过信托融资仍然具有优势，比如融资快、资金用途灵活等。
从理论上说，烧烤店也是地方税收的来源之一。如果淄博烧烤火了，地方旅游、酒店、餐饮等收入大幅上升，甚至可能拉动投资，这些都会转化为地方政府的税收，偿债能力提升，淄博政信信托的风险就能进一步降低。从这个角度看，烧烤成为网红，与淄博政信信托倒也有一定的关系。
政信信托也有“金身不破”的信仰吗？
在银柿财经询问产品风险时，一位信托经理表示，目前很多平台采用的都是“借新偿旧”的方式，一旦违约会影响到平台未来的发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有平台主动违约的。
上述信托业内人士也确认了这一说法并解释称，金融市场非常透明，融资平台即使在非公开市场违约，也会使其在寻找下一笔债务时变得非常困难。而“借新还旧”模式一旦无法运转，就会使平台面临流动性困境，因此会极力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那么政信类业务真的没有风险吗？其实不然。
事实上，在2023年度信托监管工作会议上，监管部门就曾特别注意到政信业务存在的风险，比如个别信托公司违规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大量城投债投资未纳入新增信政业务管理，非标转标类城投债投资潜藏违规行为等。
同时据媒体报道，尽管投向淄博的政信信托目前没有出现过明显的风险，但淄博城投平台的定融产品仍然存在一些违约行为。
从其他省份的情况来看，作为政信信托融资主体的城投平台也出过一些风险事件。比如，2020年起，贵州省遵义市最大的城投公司——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55.94亿元的债务陆续出现逾期，2023年初，在政府协调下，遵义道桥与各家金融机构就贷款重组达成一致，银行贷款展期至20年。
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天津、重庆在内的多个省份提出开展债务展期重组、降低利息负担的计划，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可见一斑。自去年起，多地城投都在执行城投转型计划，但转型效果似乎不太乐观。
而就在遵义道桥债务重组方案公布之后不久，财政部官员便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对类似事件，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鲁璐4月20日在“地方债与城投行业：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再平衡”研讨会上指出，部分城投转型流于形式，比如部分企业宣布退出城投平台，但业务模式没有实质性转型，仍然对地方政府有较大依赖，只是名义上退出。
“最主要的是，一些地方在压降城投数量、开展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信用实力的提升、融资成本的压降，没有达到转型的目的，化解隐债的任务更难以完成。”鲁璐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