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下，息差边际收窄已成为趋势，大行和小行的资产配置、信贷规模也开始两极化，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出现了加速衰退的特征，其中极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大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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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连银行的2023半年报出炉，几乎各条业务线都在加速下滑的轨道上，其中利息净收入下滑幅度超过30%，长此以往可能转化成为一项亏损业务。大连银行此前还提到2023年的经营目标是做优增量资产、管好存量资产、调整资产结构，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提升资产质量，从今年的实际表现来看，与目标差距甚远。
网点减少，利息净收入下滑35.36%
早在2000年大连的GDP就超过千亿，与南京、宁波等城市并齐，依托于繁荣的中韩贸易，大连银行也迎来大发展，在2008年净资本就超过杭州银行和浙商银行，2013年还作为入选首批上市申报企业之一。
然而，即便大连银行背靠大股东东方资产，持股比例高达52.56%，却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步履蹒跚，资产规模、贷款总额的变化起伏不定，数次申报IPO都以终止而告终，最近五年净利润更是连续下滑，2022年净利润仅为6.5亿元，资产规模也只有4720亿元，反观杭州银行和浙商银行已经IPO上市，且资产规模都超过万亿元。
此外大连银行的信贷业务，既承受着息差大规模下降的压力，又没能实现扩表以量补价。
2019年底大连银行的生息资产规模4049亿元，但是2022年末只有3325亿元。最近，大连银行公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21.41亿元，同比下降30.34%，净利润3.37亿元，同比下降19.79%。
摊开大连银行利润表来看，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三个指标分别是12.80亿元、3.31亿元和3.8亿元，均以同比大幅下滑示人，其中核心收入的利息净收入同比下滑35.36%。
这种收入和利润双下滑的状况，在所有二线城市的城商行当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与此同时，大连银行依然未能扭转较高的不良贷款率。今年6月末的不良贷款总额为66.89亿元，不良率高达2.47%，稍低于年初的2.5%，基本未出现改变，且远高于国内94家城商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1.76%。
不同于很多资本金嗷嗷待哺的城商行，如杭州银行、成都银行、宁波银行等，大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依然高达9.47%，资本充足率为10.6%，换而言之，大连银行还没有走到想贷而无资金的地步，反而是还有大量可以贷款的资金，而另一头，大连银行的净息差急速下滑，2022年只有1%，要知道42家上市银行当中，净息差最低的也达到了1.33%，而整个上市银行平均在1.94%。
其实被忽视的还有大连银行的网点数量，2021年网点数量还有184个，而根据iFind企业信息资料显示，大连银行的网点数量已经下降到了164个。
此外，大连银行的违规经营行为也频繁发生，尤其是贷款业务的罚单接二连三。去年4月，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因存在违规掩盖不良资产被罚340万元，7月份大连银行又因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首付资金审查不到位，被责令改正并处罚款30万元。去年全年大连银行及其相关责任人共收到10张罚单，合计被罚金额为910万元。
综合表明，大连银行信贷业务拓展能力大幅下滑，而利息成本又居高不下，息差空间被压缩，业务成长性的根基已动摇。
人心涣散，董事层管理层缺乏动力
连续五年的利润下滑，息差空间大幅度收窄的背后，或归因于主要股东对变现预期的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传导到董事层和管理层，为大连银行的“不进反退”写下了注脚。
实际上2015年之前大连银行的颓势已显露，不良率攀升到5.6%，各种负面消息频传，最终在东方资产注资150亿元，控股50.29%，才化解了风险危机。
对于这份增资，东方资产有3个目的，一方面是完成了金融全牌照的战略布局，二来大连银行是少数在四个直辖市都设有分行的全国性城商行之一，可以与东方资产集团内数百家公司业务协同，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扩大集团规模，注入大连银行后，东方资产资产总规模可达到6000亿。
然而这份满怀无限期许的布局，后续却成了一份“烫手山芋”。东方资产控股之后，大连银行董事长仍为陈占维担任，东方资产选聘王旭任职行长，不过到2018年9月，董事长变更为崔磊，而崔磊曾任中国东方资产大连办事处总经理，属于东方资产的自己人，至此东方资产完成了对董事长和管理层核心岗位的把控。
然而崔磊的到来，成了大连银行的盈利能力转折点。2018和2019年连续2年利润同比下滑，2020年6月，崔磊被调任到东方金诚，由彭寿斌接任大连银行董事长，而彭寿斌是原华夏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拥有丰富银行管理经验，然而同样未能扭转颓势，2020-2022年大连银行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2023年1月末彭守斌辞职而去，在任时间不足三年。
如今，行长王旭暂时履行董事长职责。而王旭从2016年6月任职大连银行至今已超过7年，或违反“7年轮岗”监管要求。
纵观国内的银行业，实现收入和利润扩张基本仰赖资本金的同步扩容，基于对自身薪酬、奖金的增长期待，董事层和管理层也有推动银行持续增资扩股的动力，更有做大贷款规模的冲动。大连银行之所以董事层动荡，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原因是董事层和管理层对扩充资本金的没了期待，进而信贷展业也没有劲头，甚至消极怠工。
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大连银行主要股东的持股被质押及冻结，这种混乱的股权结构为股权融资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使得大连银行难以扩充核心资本。根据最新披露，大连银行前十大股东中，有六位股东的股权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涉及股份数量为9.52亿股，占总股本的12.61%，且其中2个股东分别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执行人。
甚至作为AMC公司大股东的东方资产也没有帮助大连银行化解不良债权。今年6月，大连银行5笔不良资产债权在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挂牌转让，起拍价为9.214亿，相比于其本息合计价格而言约为3.76折出售，但最终还是流拍。
千头万绪，以大连银行当下的情景，似乎已迈入“慢性死亡”的循环当中，除了东方资产继续补充资本金之外，其他能够改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清除抵质押的股份，并且转让控制权给信贷业务突出的南方优质城商行，才能改善和提升内控、业绩和资产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