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疫情结束半年后，北方要盖方舱，南方要拆方舱，引发网友对政府投资的质疑。方舱的修建、拆除中暴露出，政府投资具有随意性、粗放性，存在巨大的浪费。要避免政府投资穷折腾现象，唯有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釜底抽薪，迅速压缩政府投资，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到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增加社会保障水平、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上来

一、疫情结束半年后，北方要盖方舱，南方要拆方舱，引发网友对政府投资的质疑

(资料图)

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行程码与口罩神奇消失，但疫情防控的产物方舱医院，却像口香糖一样粘在鞋帮子上甩不掉，反复提醒我们那三年的如梦魇一样的惊恐岁月，以及伴随疫情防控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与不断膨胀的政府投资。

这不，佳木斯公示盖方舱遭居民质疑，官方满脸不解地回应，经费已经下来了，为啥不建？

8月2日海峡网报道称，8月1日，黑龙江佳木斯市民发现居民区内建设方舱医院公示，公示日期2023年8月1日-2023年8月9日。面对居民质疑，佳木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名义上是隔离点，但实际用处现在也没说，项目是由住建局提交的。“可能是疫情结束前提交的吧，经费已经下来了，不建不行啊”。

后续南方周末等媒体跟踪报道称，佳木斯有关部门称该项目还在初步意向阶段，有可能改做文旅、宾馆类项目，但没有决定最终要怎么做。

在后疫情时代，方舱医院已经走入历史，本身面临转型的问题。各地想办法“消化”已经封存不用的方舱医院还来不及，为何这个项目可以一路绿灯，继续走到公示的这一步流程？即使有可能改做文旅、宾馆类项目，这样市场已经饱和的项目，政府就可以拿着拨款随意投资吗？

据调查，疫后还在浪费公共资金建设方舱的，还不仅仅是佳木斯一个地方，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目前还在进行方舱招标建设的，还有哈尔滨，云南的文山州，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以及江西的上栗县等地，还在进行方舱设备招标的，有吉林、河南、宁夏、江西等地。

有地方花巨资继续建方舱，也有地方花巨资拆方舱。海南儋州市政府豪掷1300万元拆方舱。

8月6日的华商报报道称，近日，有网友发现，海南儋州市政府发布“方舱医院项目设施拆除及场地恢复工程”招标公告，招标控制价达1300万元。

根据儋州市政府官网的7月14日的招标公告显示，本招标项目儋州市方舱医院项目设施拆除及场地恢复工程，已由儋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准建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儋州滨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100%。

建筑面积14.5万平米的儋州市一号方舱医院、二号方舱医院、三号方舱医院，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智能化工程、建筑工程、暖通工程等设施拆除及场地恢复工程，招标控制价13,851,968.07元。

对此，网友表示不解。有的质疑当初花大价钱建成的方舱医院，为什么不能另做他用，反而必须要花大价钱拆除呢？还有的网友质疑，花1300万拆除14.5万平米的方舱医院，大多数建筑企业可能只需要130万就可以完成，这么高的价格，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而儋州市只是已经或即将拆除的千万个方舱医院中的一个。早在2023年7月，无数重庆民众见证了全国最大的方舱医院之一，寸滩方舱医院的拆除，这个2022年11月18日才动工，8个月前花费数亿资金，动用6000多名施工人员建成的1.7万张床位的方舱医院，建好之后一人未入住，就花费巨资全部拆除了。

二、方舱的修建、拆除中暴露出，政府投资具有随意性、粗放性，存在巨大的浪费

对于我们一年20-30万亿元的庞大国有资本投资而言，方舱医院的投资只不过九牛一毛。但俗话说一叶知秋，方舱医院从顶层设计、项目确定、筛选、报送、审批、投资资金计划、下拨、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管理，整个环节，与政府其他投资项目如出一辙。

可以这么说，方舱医院与其他政府投资唯一的区别在于：因为有疫情的惨痛教训和全国公开的防控退出，方舱医院的建设、改建、拆除，容易被老百姓注意。而其他项目，离老百姓比较远，老百姓也比较陌生，不太留意。仅此而已。

根据《南方周末》2022年12月17日《专项债涉195亿元，部分方舱医院如何“封舱转型”？》的报道，全国至少有45个城市发行了178个“方舱债”，涉及项目总金额近400亿元。

但400亿“方舱债”仅仅是方舱医院建设资金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大量的财政资金、医保资金投入。可见，各地政府为了解决方舱医院的资金来源问题，使用了从划拨财政资金到发行专项债的各种办法。

但从方舱医院这个政府项目来看，至少存在以下非常明显且严重的问题：

第一、未向纳税人报告项目基本情况。

从公开的新闻报道来看，全国各地，未见过任何一个省级政府，向人大报告过方舱医院的数量、规模、使用的财政资金、资金来源构成。财政部所有公开的报告中，也未见这类说明。我们知道川普当时为修建隔离墙与国会是如何拉锯谈判的，也知道6月份美债限额国会是如何监督的。但我们这么大一笔临时性投资，没有任何的约束。换句话，花了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却无法知情，更谈不上监督。

第二、项目拨款与资金使用异常随意。

财政的每一分钱，包括债券（以后还是纳税人还款），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官员们用起来，自当小心、谨慎，用到刀刃上，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

但从佳木斯、儋州这些地方建方舱、拆方舱的情况来看，决策程序不清，使用毫无约束。比如，疫情结束都大半年了，上级财政为什么还在向哈尔滨、佳木斯、文山州，以及江西的上栗等地拨付方舱医院的建设资金？决定拨付资金的人，没有生活在中国不自动疫情结束了？从财政部到省财政厅，决定拨付这笔资金的人是否涉嫌渎职？

再比如拆除方舱，拆除费用如此之高，招投标之中有无围标情况，有无利益输送？

第三、政府对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水平非常低劣。

深入追究，疫情防控期间的政府对医疗设施的定向投资，在疫情防控结束之后，对未动工的投资，或者已动工未完成的投资，为什么没有后续处理的预案呢？只拉屎不用擦屁股吗？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就停留在申报、拨款这样原始的水平上吗？就任由这些资金以项目的名义浪费糟践吗？

三、要避免政府投资穷折腾现象，唯有改革经济发展模式

我们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面临严重的投资缺乏、供给不足的矛盾，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压抑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所得占比，集中财力适度超前投资，在前期效果很好，快速建设完善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各个产业的生产供给能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随着供给的快速改善，长期受压抑的居民收入赶不上供给的增长，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产能，我们都基本建成，当我们的宏观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们面临的不再是供给不足的矛盾，反而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面临这样新的经济形势，政府继续掌握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一方面会加剧供应过剩，另一方面会加剧投资浪费和无效投资。

我们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5.38万亿，一路膨胀到2022年的57.96万亿。20年来，我们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高达615万亿元。占到这20年GDP 49.7%，其中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57.96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7.9%。

由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地方债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负债，超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因债务率和债务成本的急剧攀升而难以为继。

2023年6月，我国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27.5万亿元，地方政府公开债务余额为37.8万亿元，国证大数据估算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有息负债约为70万亿元。

依据以上数据估算，2023年6月末，我国窄口径的政府负债为65.3万亿（不含投融资平台），杠杆率为52.7%；宽口径的政府负债为135.3万亿元，杠杆率达到109.1%，远超2022年新兴经济体平均杠杆率 61.8%，也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平均杠杆率103.3%。已经接近112.6%的美国政府杠杆率。

2023年上半年，全国财政用于支付窄口径债务的利息为5919亿元，占到同期财政收入的5%。如果计入地方投融资平台利息，上半年政府全口径利息支出大约为2.34万亿，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19.6%。不管从政府杠杆率角度还是债务成本角度看，我们的政府负债已经到了需要控制的较高风险水平了。

疫情结束以来，经济复苏不如预期。面对宏观形势不佳，市场需求不足，中小微企业运行困难，日前，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建议，今年应增加1.5万亿元到2万亿元赤字，主要是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大部分用于对中小企业房租、水电、利息等进行阶段性补贴。

为什么要用增加中央财政赤字的方式给予中小微企业支持，而不直接从财政资金中安排？因为目前的财政状况，确实不是太好。节约每一分钱，把所有的资金都花到该花的地方，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的自觉行动。面对类似疫情结束后还在建设的方舱医院和方舱医院拆除过程中的浪费财政资金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严格依照党规和法律，追究其责任。另一方面，还需要釜底抽薪，迅速压缩政府投资，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到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增加社会保障水平、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上来。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