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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那些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传统要素，都在面临下行压力：基建投资的年度增速相对于2015年已经折去了一半，而且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专项债的发行规模及基建项目的支出力度已经大幅增加了；房地产投资变成了拖累经济下滑的因素而非推动力，即便从中长期来看，也似乎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出口在疫情期间实现了错峰增长，并且绝对规模将在长期中保持在2万亿美元之上，但是其增长贡献率却可能再次回归到零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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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压力的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扩大居民消费似乎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选项。但是，围绕居民消费的诸多误解，却可能引导出错误的应对方案。
误解之一：扩大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
投资、消费与出口被视作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三者之中，消费与投资、出口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性质。
消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在消费增速、投资增速与出口增速之间，只有消费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正相关系数是显著而稳定的，这一结论对各国都适用，包括中国。
这说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显著增加，投资与出口规模并不一定相应增加，但消费一定是显著增加的，即社会财富增加了之后，居民便会增加消费、改善生活。这还意味着，储蓄和投资并非多多益善，如果储蓄和投资超过一定限度，挤出消费，还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行。
消费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一个普通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娱乐需求能够更好地被满足，方能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效的。通过扩大投资与出口撬动经济增长，有时候并不困难，但若无法最终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GDP就会沦为空洞的统计数字。
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间，在大量工业投资以及卫星等军事设施投资的拉动下，苏联GDP、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而同期美国的GDP与工业增速仅约为4%。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面积倒向计划经济体制，尼克松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也发生在这段时期。事实证明，GDP增速较低、但更注重普通居民厨房用品水平的美国赢得了未来。
误解之二：中国居民不愿意消费
消费水平低和消费倾向低是两件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低是一个事实，近年来居民最终消费仅占GDP 的40%左右，而美国约为65%，德法等欧洲国家约为55%，日本、韩国、泰国及印度等亚洲国家也普遍超过50%。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中，消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70%左右。改革开放之后至2000年，中国的消费增长贡献率均值为63.3%，而2001至2021年间，这一数值下行了约12个百分点至51.5%。
“刺激消费”的潜台词是居民不愿消费，但消费倾向低却并非是一个事实。在经济学概念里，消费需求是具有可支付能力的真实需求，因此如要衡量消费倾向，还需要考虑再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
2019年、2020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约为2.1万元，而这两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万元（中位数是2.7万元左右）。这些数据说明，以实际支付能力口径看，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70%。这一数字仅比美国相同概念的统计数值低7个百分点左右。另外，由于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居民消费口径下的住房（虚拟服务支出）是有较大低估的，考虑到这个因素，居民的真实边际消费倾向约为75%，即四分之三以上的可支配收入都花掉了，相比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算低。
所以，消费水平低的根源还是在于收入低，不提高收入的情况下刺激消费可能是徒劳的。
误解之三：收入差距过大是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更高。总消费支出的增长取决于普罗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非少数富裕人口的消费增长。如果高收入群体占据了过高的收入比重，那么收入差距过大将减少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这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但从实际经验上来看，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反向关系。基尼系数很高的美国、巴西等国反而具有很高的居民消费率，日本、德国等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消费率则并不算高。或许相比静态收入差距，动态的收入增长性和阶层流动性更为重要。如果一个社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更多收入增长的机会以及阶层上升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就会更高。当下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倾向较高，与长期的经济高增长和绝对收入水平的改善是有关系的。
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却显著低于上述各个国家，再考虑到消费倾向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低、基尼系数也没有显著更高，因此用收入差距过大解释中国的低消费是牵强的。
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的，仍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过低，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被分走的份额过大。这直接影响到居民部门的收入改善空间。无论是相比北欧高福利国家之外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是相比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之比都显著偏低。在扣除政府税收、公共社保、企业资本折旧及利润留成之后，中国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只占人均产出增加值的不足40%，而其他经济体普遍在60%左右，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则在70%左右。
真实扩大消费的几个办法
前述关于消费的三个误解说明，改善消费不能依赖短期刺激，尤其不能再想着去“掏”可支配收入的口袋，亦不能靠居民部门内部的简单收入再分配。政策关键在于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速，提高居民在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占比。
首先，要逐步改善产业结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本，使得固定资产、金融资本和企业留成消耗了较多收入份额。若要提升消费，就要提高服务业占比，鼓励和保护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此外，要改善财政收支结构，将税收更多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非投资与生产，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使得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加偏向居民部门。最后，公共社保要提高效率，真正起到保障作用，减少家庭因疾病、失业等原因陷入贫困的状况，如果老龄化等原因造成公共社保起不到保障功能，就需要考虑将社保费用返还至个人账户，实施强制性储蓄等替代方案。（财富中文网）
编辑：王昉
作者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评级机构研究员。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财富中文网立场，亦不代表供职机构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