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调者家庭共有特征：一、普遍收入绝对值偏低且有一定的波动性；二、由于信用信息不对称、债务管理能力欠缺等，普惠金融服务获取受到影响；三、存在医疗支出巨大等风险隐患，却又缺乏配置合适的保险产品
文｜《财经》记者 张颖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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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满
伴随国内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如何找到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成为市场关切。这其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被寄予厚望。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业内人士认为，在推动经济增长、提振消费的同时，中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需要进一步关注。通过推动监管、金融机构等关注中低收入家庭的金融健康状况，使他们有消费的底气和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通对对197户中国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布《在不确定性中构建家庭金融健康——中国中低收入家庭财务日记研究》。
研究显示，参与调研的三个城乡地区（上海市、陕西宜君县、湖南平江县）中低收入家庭在金融生活方面存在一些共有特征：第一，普遍存在收入绝对值偏低且有一定的波动性等问题；第二，由于信用信息不对称、债务管理能力欠缺等，受访人群的普惠金融服务获取受到影响；第三，中低收入家庭存在医疗支出巨大等风险隐患，但却又缺乏配置合适的保险产品。
对此，包括金融监管等多方面人士认为，未来应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建议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尽可能增加一些补贴，以完善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保险保障体系。此外，应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现金流赤字时间长，面临多重风险
毋庸置疑，一个家庭的吃穿用度、储蓄习惯、风险对冲等金融行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基于此，CAFI通过对受访家庭每一笔支付、每一笔入账进行详细记录和了解，从现金流、收入、支出、信贷、风险与保险等方面呈现其金融健康情况。
研究显示，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一年中相当一段时间内现金流处于赤字状态。样本中平江的现金流波动和上海类似，而宜君则区别较大。宜君样本家庭有7个月时间出现了现金流出大于流入的情况。农业生产是宜君现金流波动的主要原因。上海和平江这样的城市或小城镇中现金流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关键时点的现金流入流出波动，比如开学、过年等。
样本家庭现金流情况 图源：CAFI
除了收入绝对值偏低，收入波动是中低收入面临的重要挑战，给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了相当大的财务压力。一方面，样本家庭的收入波动具有季节特征。虽然样本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的趋势明显，非农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越来越重要渠道，但是像宜君这样依靠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其收入的波动主要受农业收入季节性的影响。
图源：CAFI
另一方面，依靠非农业收入，使得人们更加依赖于劳动力的输出。一旦失去劳动力，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家庭财务压力骤然增加。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出现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状况。而外部冲击（如Covid-19）造成的收入骤减情况亦不应被忽视，尤其是其对于个体户、灵活就业人群等。
再者，支出的波动性相对较小，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农村和城市的支出结构有显著差别。样本家庭中，宜君的支出波动来自于农业生产支出；平江的支出波动源自日常生活开销变化；上海的支出波动来自于教育、医疗和娱乐等。
值得注意的是，支出具有年龄特征，不同年龄类型的家庭支出结构区别大。30岁-39岁为核心的家庭在保险方面开销高于其他类型家庭。老年人家庭的医疗支出非常显著。生产性支出主要发生在60岁-69岁家庭，这反映出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主要是60岁以上的群体。
此外，借贷用途丰富多样，有地域和季节性，驾驭金融工具的能力低。三地样本家庭的借还款行为区别大：宜君的借还款行为有与农业生产有关；平江的借还款行为更像流动资金的借款行为；上海样本家庭运用借还实现了支出的平滑。
样本中低收入家庭的信用和债务管理能力有限，信贷与支出关联弱，而主要是时间平滑效应为主。样本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老年人家庭的信用和债务管理能力低，经常会造成无意中的违约和逾期。老年人对于金融系统的信任程度很低，适老金融产品的开发迫在眉睫。
最后，中低收入家庭面临多重风险，而且减缓风险的手段明显不足。不同类型的风险在发生频率和伤害大小方面有各自的特征。医疗健康风险在农村地区比较显著，收入失去和金融损失风险在城市较为显著。
图源：CAFI
而风险敞口存在于医疗健康和收入减少风险大类。借钱未收回、去医院看病、去医院住院、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和因病短期丧失劳动力等。值得注意的是，样本家庭对于保险有着极高的不信任度。其中，年轻家庭的接受度稍好，尤其是对于教育、年金等新型保险。
完善低收入家庭保险保障体系
总体而言，受访人群普遍具有如下情况：收入绝对值仍然偏低，收入波动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对中低收入家庭构成较大挑战。信用信息不对称、债务管理能力和心里隔阂等因素，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金融需求，尤其成为了消费性信贷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中低收入家庭面临多种风险，化解风险手段不足的环境中，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对保险的不信任感直接降低了保险使用的密度与深度等。
对于上述问题，CAFI副院长莫秀根建议，首先，应明确社区和乡村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传导毛细血管的重要作用，推动信贷政策重视生产侧的同时关注需求侧，以可获得、可负担、“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的现金贷产品为锚，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平滑支出、扩增消费和扩大生产的需求。
其次，大力推动普惠保险的发展，明确普惠保险在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金融机构实现“双重目标”提供新的发力点。大力推动数字普惠保险的发展，以数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普惠保险产品作为普惠保险广覆盖的助推器。
“再者，关注金融隔阂的存在，扭转中低收入人群对于金融产品，尤其是保险产品的不信任感。全社会要大力推广金融素养教育并倡导金融健康理念。”莫秀根说，金融机构要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将消费者保护理念融入到公司商业战略中，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对普惠金融的承接能力。
就如何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金融韧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指出，比如可进一步拓展数字化金融支付的场景；在考虑农民季节性收支规律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小额、长期的金融产品；向中小企业提供循环信贷额度，增强小微企业使用金融服务时的便捷性；为农民和小微企业设计更精准有效的资金管理工具，帮助他们实现优化监控资金使用流程；完善保险产品和服务；加强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处长、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投融资项目办主任白澄宇进一步提出，在开展金融健康工作时应以家庭为单元，应发挥互助组织特别是信用互助的作用，通过互助组织贴近群众的优势、社员中模范家庭示范作用、灵活而富有人性化的服务方式、普惠互助保险等来增强中低收入家庭的金融健康与韧性。
“下一步在评估各个普惠金融试验区的方案设计中，将充分考虑中低收入人群所存在的风险缺口的问题，尤其是普惠保险不足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巡视员周学东则建议，未来应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建议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尽可能增加一些补贴，以完善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保险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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