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熊海
对不少人来说，每个月能赚多少钱是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相关资料图)
2022年，全国平均每个人赚了30000多块钱，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度增加了2.9%。
赚多少，花多少和存多少钱也直接相关。
近期广受舆论关注的“超额储蓄”现象背后，暗藏消费下降、储蓄增加的因素。
对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他认为，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趋势大致相同，增加居民收入，除了“做大蛋糕”搞创新，更需要“分好蛋糕”，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收入人群结构从“哑铃型”转为“橄榄型”，发挥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徐洪才 受访者供图
时代周报：近十年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刚刚超过2.0万元增长到目前的3.6万多元。从增量和增速两方面，你对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怎么看？
徐洪才：经济增长速度直接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大体保持同步。2000年之后的10年，中国经济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后来增速放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也随之下降，这说明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从数据来看，2020、2021、2022这三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2.3%、8.1%和3%，与之对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2.1%、8.1%、2.9%。增速的降低，可以说是受到了过去三年客观环境的影响。
时代周报：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占人均GDP（85698元）的比重约为4成，这一指标能反映出什么问题？你对这一指标怎么看？
徐洪才：收入的背后是分配制度，也就是居民、政府、企业各自能占有多少社会财富。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6成以上，美国占7成以上。
收入占GDP比重，中国低于发达国家约2成，其原因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略高。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做大蛋糕，收入分配制度是切好蛋糕。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分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要尽快优化分配制度，提升居民收入占社会财富的比重，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什么水平？同一层次有哪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约有多少？
徐洪才：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突破一万美元，总体上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从世界排名来看，大约位于中游，排名七八十位，与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处于同一水平。
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有7万多美元，欧洲、日本约为4万多美元，韩国约为3万多美元。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还有差距，体现在不同阶层和地域的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更大，所以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更大。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徐洪才：从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个普遍问题，主要出现在拉美国家，也就是人均收入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在1万美元这一阶段徘徊，无法继续向上增长，仅有韩国等少数国家最后突破了这一陷阱。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几个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高中低三类收入人群在社会中的占比要合理，收入人群结构要从“哑铃型”转为“橄榄型”。不能像“小蛮腰”或者“哑铃”一样，头尾大、腰身苗条。目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现象，的中等收入群体仅有4亿人，相对14亿人来说太少，如何提升另外10亿人的收入水平，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转化为“新市民”，这一群体有约3亿人。如果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7亿人，“啤酒肚”就鼓出来了，收入人群结构也更合理。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推动城市内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他们能真正在城市安居。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关键。目前，全球化的红利在衰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又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和高低两类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支付能力，能够形成社会有效需求，拉动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了，居民收入在整个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继续上升。
除了分配之外，也要从增长入手，通过创新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拉动经济发展。
比如发达国家一个农民能种1000亩地，中国的农民只能种10亩，这就是技术水平和产业化的差距。效率提升了，也许中国只需要1000万农民干农活，剩下的人就可以转化到与农业相关的科技服务、物流、制造业等等环节，形成“大农业”的概念。
时代周报：可支配收入包含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在收入结构上，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且高于很多国家，这一现象应如何改善？应重点提高哪些方面的收入？
徐洪才：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说明中国工薪阶层较多，且缺乏其它收入渠道。对财产性收入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财产有限，且大多数表现为房产，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收入缺乏。经营性收入，则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需要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转移性收入，需要重点提升对农民以及中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
对工资性收入而言，工资薪金所得税累进税率上限太高，也是影响收入提升的一个因素，有待改善。
时代周报：近期，超额储蓄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从统计数据看，2022年居民储蓄比上年增加了18万亿元，与往年每年增加10亿元的水平相比，多增了8万亿元。你如何看待超额储蓄这一现象？你觉得超额储蓄和人均收入的变化是否有相关性？
徐洪才：超额储蓄某种程度上与收入和消费的差值有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1%，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了0.2%，收入增长，消费反而下降了，说明有很多钱被存起来，形成了超额储蓄。也就是宏观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大家节衣缩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预期上升，大家对未来有信心了，自然就敢花钱。
时代周报：近期有观点认为，现在形成的“超额储蓄”，可以向投资和消费转化，拉动经济，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徐洪才：这一思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最关键的是有效投资和消费。
比如某些地方的基建投资，很多是无效投资，投资与收益不成正比，甚至亏钱，这一思路就不可行。再比如房地产，现在持币观望的居多，也有不少提前还贷的，这和房地产市场的整体情况有关。
广东佛山顺德一处“车尾箱夜市” 图片来源：小红书
储蓄向投资和消费的转化，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比如近一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也改变了以往过多强调城市管理，限制摆摊的做法，而是主动引导、划定区域。这是一种放水养鱼的办法，促进了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和收入。再比如近期旅游、餐饮市场消费旺盛，促进了交通运输、仓储物流、文化等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