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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人的改造”这一重要责任。1921年1月，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就提出：“人类社会底根本改造，总当从人底改造做起，而人底根本改造更当从儿童底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在郭沫若的笔下，对儿童进行“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的文学就是儿童文学。
举凡人类社会的文化创设，一个共同的规律是：凡是关于儿童的文化发明，都较之成人文化产生得晚些。如，小儿医学晚于普通医学，儿童心理学晚于普通心理学，儿童史和儿童哲学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学科建设的历程。在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就与五四新文学一起，成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与国语（语文）教育运动紧密融合，推动了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儿童文学天然地具有儿童教育的基因。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展开，儿童文学在语文教育、读书社会的建设、儿童的心智成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儿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优秀的儿童文学蕴含着关于儿童成长的教育智慧。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这副有名的对联，讲的是阅读对成人灵魂的照彻。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对“读书的孩子”，也曾有过相近的描述：“……整个一周完全沉浸在书本的文字里，它就像雪花一样轻柔而静悄悄地，但却不停息、厚厚地落在你的周围。人们怀着无比信赖走近这些文字里……他的呼吸成了所叙述事件的气流，事件中所有的人物都呼吸着它。他比成年人更能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他被所述事件和千变万化的词语不可名状地吸引住了。当他站起身时，身上盖满了一层层由阅读过的词语组成的雪花。”“当他站起身时，身上盖满了一层层由阅读过的词语组成的雪花”这一句，生动地表现出儿童的阅读怎样将“语言”世界变成了可以“信赖”的、可以触摸的“现实”世界。儿童阅读能否照彻儿童的心灵世界，取决于儿童文学作家是否拥有澄明高远的教育智慧。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的世界只由儿童心理这一单一的维度构成，是一种成人思想不在场的文学。正如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周作人所言，儿童文学是融合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第三世界”。因为有成人世界的融入，儿童文学才有了思想上的张力。
儿童文学具有教育功能，这里的“教育”是大写的教育，是成人作家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对成长中的儿童所进行的循循善诱的引导。在经历了幼年、童年、少年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后，人的心智发展走过皮亚杰提出的“感知运动”“前运演”“具体运演”“形式运演”四个不断质变的阶段，在自我人格上，要寻找并建立积极的“自我同一性”。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彷徨，在反抗现实和顺应现实之间犹疑，在“真我”和“假我”之间抉择，儿童的成长历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烦恼、迷茫。要引导儿童成长，仅仅知道儿童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或了解儿童教育学的几个概念，但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却一知半解、语焉不详的作家是无法担起“教育儿童”之大任的。
儿童是动态成长的生命形式，儿童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渴望成长的强烈欲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足儿童精神需求的儿童文学整体上是关怀成长的文学。但是，在关怀成长的儿童文学中，还有一类质感更强的作品，它们更加关注儿童心灵成长中出现的急速飞跃的关节，瞩目儿童心理发展中的变革周期，这类作品被称为“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创作具有极大的艺术难度。纵观世界儿童文学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具有质感的成长小说才开始涌现。在中国，真正的成长小说则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优秀的创作能够超越创作的难度，才会达到艺术的高度。
创作成长小说，需要作家具有洞察儿童的隐秘世界和成长过程的能力。“自我”的发现是儿童成长中最重要的组织力量。如李东华的《焰火》生动而深邃地表现了少女艾米找寻自我的心路历程。黑鹤的《驯鹿六季》写的是少年的“我”在巨大的精神打击下，患上了失语症，一个偶然的事件令“我”来到了鄂温克人的营地，最终经大自然的治愈后重返生活。关键情节的呈现需要创作者的才华和智慧。儿童文学作家周锐曾说，儿童文学创作是由高向低攀登的艺术，越是给低年龄的孩子创作，其艺术的难度越大。笔者赞同周锐的说法，当前，我们的幼儿文学创作还存在着思想力贫弱的问题。
绘本是幼儿文学最重要的一种艺术类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绘本就是幼儿文学的代名词。近十几年来，随着大量世界经典、优秀绘本的引进，随着中国幼儿教育对绘本资源的自觉汲取，中国原创绘本创作、出版的热度越来越向高攀升，但从总体上衡量，幼儿绘本在艺术和思想上都还有待提高。
总之，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要担负起引导儿童成长这一教育大任，不仅要在艺术上不断修炼，更要直面丰富而复杂的童年，融入儿童的精神世界，提炼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悟，将其升华为能够洞察儿童成长本质的教育智慧。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讲席教授、行远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