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四大一线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是最为特殊的。
198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特区至今不过四十三载，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座人口将近1800万的特大城市，堪称“奇迹之城”。
2022年，深圳的人均GDP高达18.3万元，仅次于北京，超过了上海的17.9万元，更是和广州15.3万元拉开了距离。
(资料图)
深圳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成就无可置疑。但是，近年来深圳的经济表现不复当年改革开放先锋的意气奋发，颇有一点“泯然众人”的意味。
繁华之下，却有隐忧。
深圳人均GDP的“面板数据”存在高估
人均GDP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地区的经济质量，尤其是和产业结构息息相关。除了少数资源经济“特长生”，通常规律是地区的产业越高端，人均GDP就越高。那么，深圳的人均GDP高于上海、广州，是因为深圳的高科技产业更发达、经济质量更高呢？不见得。
深圳最独特、最显著的产业结构优势，那就是几乎没有农业。众所周知，我国农业人口的人均GDP远低于城市人口的人均GDP。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农业人口占比多少，会直接影响该地区人均GDP的最终数据。七普数据显示，上海的农业人口为266万，占比略高于10%，广州更是高达15%以上。而深圳的农业人口占比低于0.5%，接近100%的城镇化率在我国主要城市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因此，深圳的人均GDP高，相当程度上是受益于没有“农业包袱”的拖累。如果都按城镇人口的人均GDP计算，深圳可能还是比不过上海，对广州的优势也会缩水不少。
深圳人均GDP高还得益于老龄人口占比超低的人口结构优势。目前深圳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94.07万人，老龄化率5.36%。上海的老龄化率高达36.8%，广州的老龄化率为18.7%。
由此可见，深圳人均GDP高于上海、广州，很大程度上是人口结构优势，城镇人口占比更高、人口年龄结构更年轻，而不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劳动生产率优势。
深圳的产业结构升级成功吗？
深圳的劳动生产率在国内主要城市的排名并不高。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2021年GDP总量在5000亿元以上的54个城市中，深圳的劳动生产率排名第19。城市化率、人口年龄结构一骑绝尘的深圳，劳动生产率排名仅处于国内中上水平，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这的确接近实际情况。
因为，和劳动生产率息息相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深圳的表现并不想人均GDP那样出色。2022年，深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27万元，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三。与上海的7.96万元、北京的7.74万元差距较为明显，和7.13万元的广州伯仲之间。
同样处于7万元大关以上的苏州、杭州，也有“口服心不服”的底气。苏、杭的城市化率分别为81.93%、83.6%，老龄化率也远高于深圳。如果按照城镇适龄劳动人口的口径“公平竞赛”，苏杭多半比深圳更能“打”。实际上如果调整统计口径，排在苏杭后面的南京等准一线城市，也不见得比深圳差。
其实，深圳的劳动生产率偏低由来已久。80年代设置深圳特区的初衷就是承接香港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流水线生产，处于产业链下游，劳动生产率并不出彩。深圳特区“特”就特在地理上联结香港，政策上高度开放，因此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入驻。
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富士康在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落户深圳，以旋风般的速度把深圳打造为“富士康之城”。2009年前后富士康在深圳达到极盛期。龙华科技园里的富士康员工30万，占龙华镇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富士康的“紫禁城”。
深圳近年来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华为、比亚迪等高端制造业企业成为了新的城市名片。但是，深圳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体现在深圳各区的经济版图上。
2022年南山区GDP为8035.88亿元，超过第二位的福田区近2500亿元。南山区的人口179.58万，仅比福田区多了25万人，是深圳经济的绝对巅峰。福田虽然紧随其后，但是人均GDP就差了一大截。
排名第三的龙岗区，GDP贡献与南山福田相比就很普通了。龙岗区虽有华为和比亚迪坐镇，人口将近400万人口，超过了南山和福田的总和，却仅贡献了4759.06亿元的GDP。人均GDP和曾经的“富士康紫禁城”龙华区基本持平。而被打造为高端制造业新重镇的宝安区，人均GDP还低于“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龙华区。
至于新近开发的大鹏新区、深汕合作区，更是雷声大雨点小。两区人口合计不过20万出头，人口导入和产业导入都处于起步阶段。
由此可见，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多年，深圳的经济版图依然很传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经济结构转型变化。南山还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南山，人口占比不到20%的南山、福田贡献了深圳四成的GDP，经济集中度之高，远超上海、广州。龙岗和福安的高端制造业，也不见得比龙华相对传统的制造业有更出色的经济表现。
或许是我们对华为、比亚迪、大疆、中兴的科技附加值估计过高了。这些高新企业的科技水平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产业的科技含量，并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一个生产环节中的。富士康的打螺丝和比亚迪的打螺丝，不都是打螺丝吗？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深圳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理由。科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时间，到底深圳经济的高端制造业能够创造多大的经济贡献，还有待观察。只能说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方面，深圳的特区优势已经不那么显著，这是肉眼可辨的。
深圳的特区光环正在变暗
深圳从近乎白地跻身为中国经济的“顶级大佬”，突出的就是一个“快”字。自富士康入驻后的1988年到2013，深圳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超高增长。这确实称得上是经济奇迹。25年的超高增长后，增速有所放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深圳的“刹车”踩得似乎有点太急了。
2013年到2014年，深圳的GDP增速直接从10.6%跌到了8.9%，到疫情前的2019年更是跌到了6.7%。和四大一线的其他三家比，深圳的增长优势已经大幅减小。
深圳的经济增速放缓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宏观经济大背景，也有区域经济的小环境。宏观政策面，数字经济、房地产的收缩对深圳经济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深圳不止有华为、中兴、比亚迪，还有腾讯和恒大、万科。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对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深圳也同样造成了冲击。
深圳本地的经济小环境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政府的经济主导力度大幅加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财政收入逆势激增。2014年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首破2000亿元，2021年就达到了4000亿元。
其次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经济主导作用加强。深圳推动了一轮轰轰烈烈的产业升级，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低端制造业”大量挤出。
还有就是国有资产的大幅增长。2022年深圳国资首破5万亿。从1万亿到5万亿，深圳仅仅用了6年时间。按照这一增长速度，用不了多少时间，深圳国资就能赶超广州的6.8万亿。
财政汲取度、产业政策的行政主导和国资比重大幅提高，深圳都不再有“特区色彩”。因此，深圳的经济表现也和其他一线城市趋同，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对深圳经济真的是好事吗？或者说深圳能否适性不再“特殊”的新经济环境吗？环境适应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的，和上海、广州多年负重前行的高度适应相比，深圳过于年轻了。无论是产业政策调整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还是国有企业主导城中村改造的实验，都有过于激进之嫌。
如果宏观形势发生重大转向，深圳很难转型成为第二个上海。深圳缺少真正意义的本地人口，年轻的外来人口为主，人口流动性大，更适合高增长时期的经济环境，而不适合低增长环境下的守成。深圳也没有上海依托长三角的经济腹地优势，对外依赖度更高。
总之，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命运之子，深圳经济的奇迹是时代红利的集中体现。时代红利正在消失，特区光环已然褪色，深圳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