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时有明星基金经理离职传闻传出，但多数遭有关机构否认。另一方面，开年至今，也有个别明星基金经理因个人原因官宣离任，其中不乏个别中小型机构的“顶梁柱”。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公募行业迅速发展，基金经理变动已成常态。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月15日，年内已有347只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下同）的“舵手”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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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2019-2020年市场大热时，多数基金公司纷纷“抛出”旗下明星基金经理助力营销，一度使部分基金公司管理规模激增。但随着公募行业“造星”禁令的颁布，基金公司在营销宣传方面也开始呈现去明星化趋势，更多是将基金经理与投研体系并行宣传。

公募“离职”潮起

开年不足2个月，已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被传离职。近日，有市场消息传出，信达澳亚基金旗下“名将”冯明远即将离职，下一站或是富荣基金。但该消息随即遭到信达澳亚基金的否认。

空穴来风事必有因。冯明远的离职传闻与其在年内先后卸任2只基金的基金经理不无关系。2月3日，冯明远因内部调整原因卸任信澳先进智造股票的基金经理；就在前一个月的1月3日，冯明远也因内部调整原因卸任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基金经理。而在2022年，冯明远也曾卸任信澳精华配置混合的基金经理。

当前，冯明远旗下在管产品共计7只。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在卸任上述2只产品的基金经理后，冯明远的最新管理规模也由2022年四季度末的314.08亿元降至256.68亿元。

事实上，年内被猜测或将离职的基金经理并不在少数。今年1月，兴证全球基金旗下明星“舵手”谢治宇就被传离职。就在1月4日、1月30日，谢治宇在管的兴全合润混合、兴全合宜混合分别新聘叶峰、程剑为新任基金经理，与谢治宇共同管理。但在谢治宇离职消息传出之际，也遭到公司方面的否认。

若从近年来看，确有不少明星基金经理相继离任。如2022年，就有董承非从兴证全球基金离职后“奔私”；周应波从中欧基金离职后创立私募基金；赵诣从农银汇理基金离职后“投身”个人系公募泉果基金……

2023年至今，则已有长城基金明星基金经理何以广因个人原因于2月10日卸任旗下全部在管产品，并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办理注销手续；另外，恒越基金“顶梁柱”高楠也因个人原因离职，于1月10日卸任旗下在管产品。

回顾几年前市场大热，买基金成为“潮流”的同时，不少绩优基金经理也成为公司“明星”，在获得基民关注的同时，旗下产品规模也持续增长。例如易方达基金张坤、中欧基金葛兰、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一度成为千亿顶流。此外，也有诺安基金蔡嵩松、汇丰晋信陆彬等明星基金经理一度被基民“爆买”。

值得一提的是，明星基金经理效应在中小型基金公司中格外突出，其管理的基金规模在公司中的占比也颇高。例如，前述提及的冯明远在卸任前述2只基金前的管理规模在信达澳亚基金2022年四季度末全部基金的管理规模占比达42.24%，当前则降至34.52%。同时，高楠的管理规模为59.69亿元，占恒越基金非货基管理规模的67.7%。对比之下，谢治宇、何以广的管理规模则在公司当期非货基管理规模占比分别为两成以及不足一成。

“顶梁柱”转身原因众多

就管理规模及市场知名度来看，部分明星基金经理确实已成为公司的“顶梁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类人才愿意舍弃公司“明星”的身份，选择离职呢？有观点认为，“限薪令”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基金经理离职。

在财经评论员郭施亮看来，明星基金经理离职，一方面是公募转私募的需求，因为“公转私”能更好地提升个人业绩水平，发挥空间也更大。另一方面，公募“限薪令”引发基金经理更强烈的创业需求。此外，行业竞争激烈也使公募基金经理转型需求增加。

此前在2022年6月10日，中基协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其中提到，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建立实施绩效薪酬递延支付制度，绩效薪酬的递延支付期限、递延支付额度应当与基金份额持有人长期利益、业务风险情况保持一致，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递延支付速度应当不快于等分比例。其中，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

当人才留不住已成事实，对相关基金公司而言又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若基金公司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又可能带来怎样的负反馈？郭施亮认为，中小型基金公司对优秀基金经理的依赖度更大，“顶梁柱”离开自然影响基金风格与净值表现。但如果基金公司过度依赖基金经理，基金投资风格变化过大则容易引发赎回潮。

南方某公募内部人士则表示，“从短期来看，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对相关产品的规模可能会产生影响，有些投资者可能不想观察了就直接赎回了。不过一般明星基金离职后，基金公司也会安排精兵干将去接任”。

随着公募行业迅速发展，基金经理变动已成常态。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5日，年内已有347只基金的“舵手”现变更，但较2022年同期361只产品的基金经理变更已有小幅改善。

此外，针对明星基金经理“离巢”的情况，有投资者直言“这两年砸盘太狠，行情不好还高薪就容易挨嘲”，但也有基民对持有产品的“掌舵人”离职颇为不满，并建议“以后要出一条封闭期间基金经理不准离职的制度”。

百嘉基金董事、副总经理王群航对此表示，在谈及基金经理变动这个话题时，必须破除两个预设的、不合理的前提。一是老基金经理就永远能够做好；二是新基金经理一定就不如老基金经理好。“市场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20多年来的市场情况表明，每年都有新的基金经理成长起来，为投资者创造出良好的收益。因此，一方面没有必要死守老基金经理，另一方面要给新基金经理充分的机会和空间。

“另外，对于基金经理的变动，中基协已经有明确的、严格的监管要求，没有必要针对采用封闭运作方式的产品另做规定。对于造星，已经有相关的监管规范要求。至于追星，就是基民自己的选择了，更何况很多封闭式基金是可以上市交易的”，王群航补充道。

华林证券资管部落董事总经理贾志也认为，公募基金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资管机构，基金经理的流动是正常现象。建议持有人还是要立足长期投资，淡化基金经理的明星效应。市场是周期变化的，阶段性亮眼的业绩通常不会持续，波动是客观存在的。

“明星”不再是营销王牌

此前，在2019年、2020年市场大热的背景下，多数基金公司纷纷“抛出”旗下明星基金经理助力营销，一度使部分基金公司管理规模激增。但在2021-2022年市场大跌背景下，投资者情绪较敏感，业绩表现不如以往的基金经理频频被骂，明星基金经理更是压力倍增，因此有不少基金经理发文或在季报中直言反思或向投资者致歉。不可否认的是，在2022年市场重挫之下，投资者逐步回归理性，基民也不再只追捧明星基金经理。如今，也鲜见基金公司主动宣传旗下明星基金经理，基金公司营销似乎正趋于“去明星化”。

前述南方某公募内部人士也提到，2022年4月，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将引导基金管理人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提高投研人员占比，完善投研人员梯队培养计划，做好投研能力的积累与传承，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相对于打造明星基金经理，目前基金公司更重视投研团队一体化，打造整体投研能力均衡的投研体系。

对比前两年来看，部分基金公司直言对旗下明星基金经理的宣传考量也有所改变。长城基金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投研队伍和投研文化的建设上，公司方面并没有刻意打造明星基金经理，而是更重视投研团队整体实力的培养，强调投资和研究的可复制性，力求公司平台共性和员工个性的良性共振，既要求基金经理坚定“研究创造价值”投研思路，坚持深耕基本面研究，坚守价值投资，提升投研的深度和锐度，又鼓励基金经理根据个人实际情况打造自己的投研风格。公司还不断推进各个投资部门和研究部门的融合和优化沟通机制，形成投研良性互动。

某大型公募市场部人士则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目前，公司在营销宣传方面不会只宣传明星基金经理本身，而是会把明星基金经理以及其依靠的投研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去介绍。“在宣传一只产品时，很难完全避开基金经理去做宣传，但在宣传的同时也会强调投研平台以及背后团队给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带来的支撑作用，而不会只宣传明星基金经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对于渠道和投资者来说，明星基金经理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因此公司方面也会应渠道要求去推一些基金经理。整体来说，希望投资者在选购基金产品时，不要只关注基金经理是谁，而是更多地考量这位基金经理管理的这只产品是否符合个人需求再去选购。”

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募人才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打造稳定的人才团队也成为基金公司的当务之急。

“在长城基金内部，一方面，公司鼓励年轻的投研人员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能力圈，尽快形成个人的相对优势和风格，并长期坚持、动态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投研团队的传帮带自成体系，基金经理之间彼此包容和成就，一个老基金经理能培养出与自己投资风格不一样的新同事，整个团队优势互补，多元并蓄。” 长城基金一位高管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李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