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资料图)

1、蔡昉惊人建议：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

2、蔡昉并未观察到经济复苏困难背后的制度性困境；

3、现有制度下的农民工市民化只有一种结果：增加贫困人口，压低农民工生活质量；

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取消户籍制度，才可能真正地刺激消费。

一、蔡昉惊人建议：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7月8日在“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发表了主题为“新变局 新财富 新动能”的演讲。

第一、承认消费是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的堵点和难点。

第二、中国经济疫情之前的几年已经在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依据是消费需求中，大概70%是居民的消费需求。

第三、三年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增加了超额储蓄，影响了消费，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所以影响了经济复苏。

第四、过去三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一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有些劳动者实际上已经处于超过一年的长期失业的状态了。导致居民收入受损，进而导致消费继续不振。

第五、蔡昉表示，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面临新常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需求侧新常态。已从供给侧的新常态，转移到消费成为常态化的制约经济的阻碍。

二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未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会更高。未来常规失业都会围绕更高的波动，这种状态会使得我们的收入受到影响。

三是居民微观行为新常态。由于未来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居民收入增长将比以前预想的要低一个层次。这是一个可能的居民收入的效应。

第六，对于当前面临的经济复苏困境，蔡昉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面临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要刺激居民的消费。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蔡昉说他算了一笔账，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23%。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释放的额度大概是在2万亿以上。相当于三年疫情造成的3.6万亿过度储蓄的6成，效果非常明显。

二、蔡昉并未观察到经济复苏困难背后的制度性困境

蔡昉对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基本准确。我在之前的多篇经济研究文章中都表达过，消费是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的堵点，高负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点与风险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但非常遗憾的是，或许常居庙堂之上，脱离大众太久；或许有些荒唐的经济政策听久了，顺耳了，看不出问题了。蔡昉并未透过失业率走高、劳动力收入增速下降、居民消费疲软、人口进入负增长这些现象，观察到其背后的制度性困境。

我们必须认识到，导致经济复苏困难、经济增长缓慢、压抑居民消费的，是过时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投资模式服务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管理系统自身消费增长过快导致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且覆盖面不够宽广。

一是过时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投资驱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初期商品与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短缺经济时代。那个时候的超前投资与大基建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快速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为那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分配制度侧重于政府集中财力搞投资，劳动力从中分得的比例被压低，消费的增长因此长期低于投资所带来的供给的增长。当供给与消费达成平衡之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便开始显露，超前投资所产生的远高于消费增长的供给只能通过加大出口来消化。当我们所能争取的外需也无法消费我们富余的产能时，继续超前的投资就从经济增长的推力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阻碍。

二是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

《国富论》告诫我们，人们在通过资本创造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增进公共福祉，而是追求一己私利。实际上市场经济之所以能长久不衰，就是因为人人在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大家谋取利益。

但我们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恋恋不舍曾经对经济的全面掌控，并天真地认为冠以“人民的名义”就能挽救危机，创造财富。

但本质上市场不是人民，不需要、也不能够以人民的名义去干预。市场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过度干预不仅会破坏每个人的信心与自由，还会导致市场自身无法修复的错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至今我们的资本市场仍不健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很多行业投资受到限制。

实际上，那些行使调控之手的人，一个个远离市场，也完全不理解市场，当然也不可能尊重市场，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直在使劲干预市场。最后市场被干预得千疮百孔，既没有增加公共福利，也无法恢复市场信心，并远离干预者的初衷。

三是对国企的过度保护

国企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理应与所有的其他企业一样，遵守一样的规则，彼此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赋予国企超越一般市场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导致在国企做强做大的同时，由于竞争的不平等，市场要素配置与供给的不平等，民企在国企强大的同时踟蹰不前，难以为继。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国企除了依靠优势市场地位的不公平竞争所形成的规模庞大，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发展预期吗？ 2022年，标普500的摊薄ROE达到19.1%，国企成分股的摊薄ROE在上游产品、能源价格大涨的背景下，也只有8.54%，仅为标普500的不到45%。

与此同时，我们仔细盘点一下，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性的企业，能够带来新产品、新技术变革性的企业，有一个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能够为7亿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吗？

三、现有制度下的农民工市民化只有一种结果：增加贫困人口，压低农民工生活质量

在不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分配制度）、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对国企的过度保护的前提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

第一、农民工市民化不可能带来消费总量的提高

我不清楚蔡昉所说的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导致他们的消费意愿被压低了23%的结论来自何处。但有一点我非常清楚，蔡昉认为农民工进城能够增加2万亿以上的消费，其逻辑完全不能自洽，纯属胡说八道。

2023年3月17日中国政府网披露，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2.95亿人，比上年增长1.1%；人月均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长4.1%。

按照蔡昉所云，三年疫情造成的过度储蓄，至少应该是3.6万亿。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总额度大概是在2.29万亿。蔡昉的意思是，1.8亿农民工过度储蓄了2.29万亿，2.95亿农民工过度储蓄金额就达到了3.75万亿，原来全国的过度储蓄，都是农民工干的？

难道过度储蓄，不应该是那些只占人口20%，但可支配收入占到41%的高收入居民组贡献的？贫穷的人群贡献所有的过度储蓄，这个逻辑完全不能自洽。

第二、农民工市民化反倒会增加贫困人口，压低农民工生活质量

2.95亿人农民工，月收入只有4615元。家在农村时，还有责任田，农业补贴。农民工家庭大多4人以上，人均年可支配收入20133元，只有城镇的40.9%。进入城市，失去责任田和农业补贴，其人均收入还会减少。

但农民工进城后，支出上会增加刚性的房租、物业费，食品支出也会增加。不知蔡昉可否想过，原本依靠城里打工挣点辛苦钱，在农村尚可满足基本生活的农民工进城之后，有多少人会因为收入相对减少但刚性支出增加，而陷入生活困境？

第三、现有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保制度，压根无力承担1.8亿农民工市民化。

有些话在会议上说说很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是个系统工程。比如，农民化的农民工，广东没了工作去浙江。一旦市民化了，有了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保、社保的约束，农民工就无法自由流动了。

比如，农民工的就业方向，不可能是体制内。在如今民营企业风雨飘摇的时候，农民工还有回乡种田的退路。市民化了，他们一旦失业了，退路在哪？

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取消户籍制度，才可能真正地刺激消费

扩大消费，6亿中低收入老百姓手里没钱。意图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来刺激消费，更是十分危险的思路。要真正恢复消费、扩大消费，将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拉动模式转换为消费推动模式， 必须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发力：

第一、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劳动者在GDP中的收入占比。

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是及时调整集中财力搞投资的分配制度，以达到降低投资率扩大消费率的效果。同时还需要缩小收入差距，要下大力气将公职人员的收入逐步拉回到社会平均收入附近，重点促进民企、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增长。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

我们还必须改善社会福利，加强医疗、教育、养老等基础保障，提供更为稳定的、覆盖面足够广的社会保障。还要着力构建公平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快缩减公职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金的差距。让绝大多数的居民有稳定感和安全感，让居民敢于消费。

第三、取消户籍制度。劳动力是重要的市场要素，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机制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区域化割裂。城镇化应该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基础上。

第四、建立平等的企业制度。从意识形态、法律法规、资源分配制度等方面，取消对国企的特殊保护，实现国企、民企的真正平等与自由竞争。

第五、在第一条和第二条见效之前，应将原计划用来投资的钱，拿出大部分平均发给全国人民，直接增加居民收入。这种办法在海外包括我们的港澳地区普遍使用过，不仅能增加居民收入，还有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居民负债率，达到刺激居民消费意愿，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如果每人发1万元，14.1亿人，也只有14.1万亿，仅占2022年预估固定资产投资额56万亿的25%。结合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给每个人发1万元对经济的刺激效果，肯定比投资56万亿的效果要好得多，同时还完美地避开了降息、降准引发的种种矛盾。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