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黑石遭遇房地产基金巨额赎回、桥水基金业绩大幅回撤后，又一家华尔街大型资管机构——贝莱德陷入ESG投资烦恼。
12月7日晚，投资机构Bluebell Capital指责贝莱德未能履行ESG方面的承诺，呼吁撤换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具体而言，Bluebell Capital认为2020年贝莱德曾承诺退出动力煤的投资，但目前贝莱德仍是嘉能可、Exxaro、皮博迪、Whitehaven等煤炭供应商的重要股东，且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上市公司开展数百亿美元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年煤炭价格涨至380美元/吨，贝莱德的上述投资也创造不菲的投资回报。
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Bluebell Capital仅持有贝莱德0.01%股份，它不足以促使贝莱德CEO离职。但这无形间反映出资人（LP）与资管机构（GP）在ESG投资方面的巨大分歧。比如越来越多出资人（尤其是富豪家族办公室）要求资管机构迅速退出任何传统能源领域的投资，但资管机构为了确保投资业绩跑赢高通胀，更愿采取逐步退出的策略；此外部分出资人（主要是养老基金与大学基金）会要求资管机构递交详尽的投资企业ESG报告，包括这些投资企业每年碳排放减少的具体数量等，但不少资管机构鉴于保护投资企业商业机密的考量，未必会提供如此详尽的数据。但这些矛盾可能导致出资人认为资管机构未能有效落实ESG投资承诺，引发新的投资矛盾。
在一位华尔街大型对冲基金经理看来，尽管越来越多华尔街资管机构将ESG纳入核心投资策略，但ESG投资缺乏权威统一的界定标准，导致资管机构之间对ESG投资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异，容易激发出资人与资管机构管理人的巨大分歧。
“临近年底，越来越多资管机构都要向出资人递交年底ESG投资报告，或令这种分歧进一步激化升级。”他坦言。目前不少对ESG投资极其苛刻的出资人（主要是家族办公室与个别FOF机构）开始聘请第三方研究机构，调查资管机构是否为了提升业绩表现，刻意投资一些存在“洗绿”行为的上市公司。
记者多方了解到，考虑到不少资管机构年内投资回报率未能跑赢通胀，不排除部分出资人以ESG承诺未落实为由而赎回资金，无形间加大了美国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程度。
贝莱德绝非个案
上述华尔街大型对冲基金经理直言，贝莱德的遭遇并非个案。
“由于出资人对ESG的要求不一，导致资管机构左右为难。”他坦言。目前，多数出资人（LP）对资管机构践行ESG投资理念持相对宽松的态度，比如资管机构在ESG报告里，只要详尽介绍投资企业在ESG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资管机构作为股东如何督促投资企业提升ESG经营水准即可。甚至部分出资人还允许资管机构投资传统能源企业，前提是资管机构能有效督促这些传统能源企业积极引入清洁技术，逐步降低传统能源开采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但是，也有一些出资人则采取极其严格的ESG评估体系，除了要求资管机构清晰列出各家投资企业的每年碳减排数量，还要求资管机构需迅速退出所有高碳排放行业的投资，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
这位华尔街大型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记者，针对不同出资人的差异化ESG要求，他们一面撰写不同内容的ESG报告，一面也会努力游说部分LP根据行业实际状况适度放宽ESG考核标准。
他告诉记者，此前部分出资人（主要是家族办公室）要求他们应在指数化配置资产里剔除所有传统能源上市公司股票，但他的回应是，此举一方面导致指数化配置策略业绩“失真”，容易造成未知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光靠剔除投资，未必能激励传统能源上市公司提升ESG经营成效。
“这些回应得到不少LP的赞同。”他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贝莱德也面临类似窘境——比如贝莱德未必主动增持嘉能可等煤炭供应商股票，而是通过持有一系列指数化投资“被动”持有传统能源上市公司，但在Bluebell Capital眼里，此举无疑宣告贝莱德未能履行撤出动力煤投资的ESG承诺。
贝莱德对此回应称，Bluebell Capital的建议不符合公司客户的最佳经济利益。
一位美国大型资管机构资产配置部主管向记者透露，目前多数贝莱德股东方与出资人都力挺贝莱德管理团队，因为他们认为资管机构全面落实ESG投资承诺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就像欧洲面临能源供应风波时不得不加大传统能源的进口，但这不会影响欧洲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产能提升的长远规划。
ESG产品界定标准尚未“统一”
记者多方了解到，贝莱德在ESG方面遭遇的麻烦，还反映当前金融市场在ESG投资方面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具体而言，一是金融市场对纯ESG产品与泛ESG产品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二是资管机构尚未找到有效办法规避清洁环保新技术的“风险成本”，不得不继续“依靠”传统能源投资以博取相对稳健的投资回报。
所谓纯ESG产品，主要是指资管机构整个投资策略严格遵循西方国家认可的环境、社会、治理投资理念，对投资标的的ESG认定相当严格，包括必须退出所有传统能源与高碳排放领域的投资，泛ESG产品也被称为“广义ESG产品”，其投资策略可能参考了环境、社会、治理的其中一项或两项，且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投资相对宽松，只要传统能源企业已采取措施持续降低碳排放即可。这很大程度构成出资人（LP）与资管机构的激烈分歧——因为部分LP希望资管机构履行纯ESG产品的投资理念，但资管机构鉴于自身实际投资状况，更倾向采取“泛ESG产品”的投资策略。
至于清洁环保新技术的“风险成本”，主要是指碳捕集、储能、新能源电池技术、电动飞机等前沿性环保清洁技术，尽管这些技术看似前景广阔，但它们能否转化成功商业模式并塑造新的世界级企业仍存在诸多变数，令不少资管机构只能继续青睐技术成熟且致力于降低碳排放的传统能源企业“替代”。
“尽管金融业界一直在呼吁需尽早建立统一权威的ESG界定标准，从而彻底消除上述两大分歧。但不少资管机构对此心存顾虑。”一位华尔街大型资管机构ESG投资主管向记者直言。因为他们害怕一旦ESG产品界定标准统一，他们可能因ESG信息披露与投资标准差距而被降级，导致大量资金流失。此外，若他们严格履行ESG新的界定标准，也可能带来未知的业绩下滑风险。
一位香港地区资管机构负责人向记者指出，尽管ESG产品一再强调在市场下跌时具有避风港效应，在市场上涨时更受资本追捧，从而呈现更低波动性与更高回报率的特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投资实践，不少纯ESG产品实际收益率未必跑赢其他策略产品。
在他看来，在金融市场建立统一的ESG界定标准前，需先解决各资产类别之间的ESG数据质量不一致、以及验证ESG长期投资收益高于其他策略等问题，才能有效弥合出资人与资管机构之间的ESG分歧。
记者获悉，目前不少第三方ESG研究机构正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的努力能否获得出资人（LP）与资管机构（GP）的认可，仍是未知数。
